作者：宋婷（廣州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

早在先秦時期，“大一統(tǒng)”思想已現(xiàn)諸文獻，概其要者，一是構建以“三皇五帝”為代表的上古帝王體系，二是強化“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之國家認同，三是宣揚“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定于一”的政治理想。“海內(nèi)為郡縣，法令由一統(tǒng)”，秦王朝首次將先秦以來的“大一統(tǒng)”政治理想變成了社會現(xiàn)實，使“大一統(tǒng)”成為嬴秦之后中國社會的標準形態(tài)，對于后世維護國家統(tǒng)一、社會安定、民族團結(jié)等諸多方面產(chǎn)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盡管民間“大一統(tǒng)”觀念滯后于廟堂謀劃與學界闡發(fā)，但就中古碑志書寫內(nèi)容來看，魏晉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期間，“大一統(tǒng)”觀念已作為重要意識形態(tài)融入碑志文本創(chuàng)作中，深刻影響著這一時期碑志書寫的范式與規(guī)則，社會民眾對“大一統(tǒng)”觀念已從早期自覺接受、普遍認同，逐漸發(fā)展為主動參與、銘旌頌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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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先書寫：天下一家

探尋族源，追述世系，是中古碑志書寫的重要內(nèi)容，因家族背景差別，碑志中有關家族歷史的回溯，虛實不同，筆法各異，其中亦不乏矜門第、攀高姓者，但在這一時期的碑志書寫中，無論中原地區(qū)民族，還是邊遠地區(qū)的民族后裔，均普遍地將“三皇五帝”奉為遠祖，將族源歸根于中華人文始祖。

北朝碑志記載，北魏大臣崔敬邕先祖乃“炎帝之胤”，陽平幽王妃李氏、和邃、侯愔、叔孫協(xié)等先輩系“軒轅之裔冑”。鮮卑人奚真祖先“肇系軒轅”，元寧之先乃“唐堯之苗裔”，乞伏保達之先“蓋夏禹之苗裔”，庫狄回洛妻尉氏之先乃“發(fā)顓頊之遐源，資有夏之苗裔”，匈奴人赫連夫人閭炫之先乃“分源白帝”等，類似記載在南朝碑志中亦不鮮見。隋唐五代時期碑志中奉“五帝”為遠祖者更加常見，或稱黃帝軒轅氏苗裔、帝嚳高辛氏華胄，或稱顓頊高陽氏胤緒、黃帝長子少昊金天氏苗胄，或稱唐堯體胤、炎帝圣裔等。

與南北朝碑志不同的是，唐人通過闡發(fā)《史記·五帝本紀》之說，以夷夏同源方式解釋了“四夷”后裔族源問題。“昔黃帝之子四十九人，或內(nèi)列榮班，外蕃荒服，分珪宅土，錫族命官，宗氏因此而生。”（《張通墓志》）“昔者軒轅黃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內(nèi)列諸華，或外分荒服。其有作政西土，觀光北闕，藩屏天子，欽慕國章。”（《俾失十囊墓志》）中原地區(qū)周邊“泛遙源于獯粥”的延陁氏稱“肇系緒于軒皇”，突厥人阿史那摸末稱“蓋大禹之后焉”，匈奴后裔赫連仁稱“先帝軒轅之鴻胤”，粟特族康阿達稱“即皇帝之胄胤”，西域史國人史訶耽稱“分軒丘而吐胄”，鮮卑人斛斯師德稱“其先黃帝之后”等。

根同一系、祖出一源的祖先書寫，映照出魏晉南北朝以來民族大融合的時代背景，昭顯了“九州共貫”“和合共生”的政治理念。“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黃帝子孫散居四海，華夏民族同源共祖，天下一家的“大一統(tǒng)”觀念已經(jīng)深入閭里巷陌，成為中國古代社會的高度共識。

史事書寫：家國一體

歷史書寫是中國歷代王朝最為重要的政治和文化工程之一。“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帝王靡不同之。”（《漢書·藝文志》）先秦時期，諸侯各有“史記”：“晉之《乘》，楚之《梼杌》，魯之《春秋》，一也。”（《孟子·離婁下》）西漢以降，至于唐代，已有十三部官修國史。“史諜出于后人之手，不能無失，而刻詞當時所立，可信不疑。”（《金石錄·序》）碑志發(fā)軔于秦漢之際，興于魏晉南北朝，盛于隋唐五代，是載有墓主生平、美頌志主功德的傳記石刻。“金石銘勒，出于千百載以前，猶見古人真面目，其文其事，信而有征，故可寶也”（《關中金石記·敘》），碑志記載講究銘誄尚實，與家族史、地方志相輔相成，是國史研究的珍貴史料。

中古碑志在敘事上體現(xiàn)出對接家牒、國史的內(nèi)心自覺，如“自分封命氏，懿德嘉猷，并國史家諜之所詳”（《樂達墓志》），“原夫得姓命氏，列于春秋；降漢及魏，傳諸國史…斯并詳諸家諜，無資染翰”（《杜才墓志》）等表述，無不強調(diào)碑志是家牒、國史的組成部分。碑志所載河南元氏、弘農(nóng)楊氏、渤海高氏、京兆韋氏、河東裴氏等大族世家中，不少人物可在正史傳記中找到相應記錄。除此之外，中古碑志還補充了一些鮮為人知的歷史細節(jié)。如《魏君夫人雷氏墓志》中有關唐初西羌雷氏與鉅鹿高門魏氏聯(lián)姻的詳細記載，是中原地區(qū)各民族之間交流交往交融的歷史見證；《慕容知禮墓志》記載唐初鮮卑遺緒慕容知禮接受和學習漢文化，“雅擅詞藻、尤工篆隸，年甫十五……雅性好學，服膺儒素”，類似記載亦見于《慕容相及妻唐氏墓志》，這些都是民族大融合生動而真實的歷史記錄。

在歷史進程和文化進程中，中古時期的碑志已從最初簡要記錄亡者生平、標記墓壙方位、表達悼念之情的行狀類文字，躍升為代際傳遞、綿延不絕的家譜、宗族記錄，逐步擔負起家國同構歷史敘事的時代責任，漸漸融入國家史事的歷史書寫中。

品格書寫：忠孝奉國

“大一統(tǒng)”觀念不僅指國家政治、疆域領土上的整齊劃一,也包括思想文化、價值導向上的高度集中。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大一統(tǒng)”觀，突出表現(xiàn)便是忠孝觀的統(tǒng)一。忠孝觀是中國古代核心價值觀，是中華民族數(shù)千年凝聚而成的道德精華和民族品格，作為道德行為規(guī)范深刻影響著個人、家族和社會。

中古碑志在書寫中嵌入對“忠孝”美德的顯性宣介和褒揚，首先，表現(xiàn)出對“忠孝”認識上的統(tǒng)一。即不約而同提出“居家以孝，報國而忠”（《吳守忠墓志》），“仁德忠貞，君臣之節(jié)義；理家孝悌，亦為政之榮基”（《劉建墓志》），“行孝承家，敷忠奉國”（《趙績墓志》）等相似的觀點和看法。其次，將“忠孝”作為人物品行的重要評騭。諸如“公幼則孝于而家，長則忠能奉國”（《劉奇秀墓志》），“其在私室也，則孝之與義；其在公黨也，則信而與忠”（《陳添墓志》），“盡孝養(yǎng)于閨庭，竭忠誠于寮寀”（《劉延壽墓志》），“從宦歷職，資忠履信……公家代忠孝，士林模準”（《裴悌墓志》）之類以“忠孝”為道德規(guī)范的論定。

與此同時，在內(nèi)容上隱性構建“忠孝”人物形象，或在序文中增加生動形象、令人動容的孝行場面描寫。《薛璇墓志》記錄奉養(yǎng)父母時“冬夏扇枕之儀，晨昏盥漱之敬”，《段簡璧墓志》記敘守孝時“泣血三年，在于墓側(cè)。生平之日，常愿陪塋”，《孫嬰女墓志》稱“府君違代，則號慕哀絕，感動無心，痛之一至，忘其患苦，不納勺飲，七日而終”，《張祖墓志》云“大男客朗等五人，孝履自天，哀慕過禮”等。或銘勛謚忠，記載精忠報國的人物事跡。《屈突通墓志》記載貞觀凌煙閣二十四功臣之一屈突通驍勇善戰(zhàn)，為國盡忠職守，“振威玉門，揚旌紫塞，肅秋霜而伐叛，布春露而懷遠，攻城若摧朽，制敵如燎原，斬獲居多，勛庸莫貳”，一生戰(zhàn)功卓著，生為社稷之臣，死為忠義之士。《論弓仁碑》記載唐玄宗時期名將論弓仁英勇戍邊，在平定叛亂中發(fā)揮的重要作用，“聲暴露于天下，業(yè)光輝于代載”，將個人事業(yè)和家族盛衰融入國家命運的愛國之情躍然于石。

“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根植于中華民族的血脈深處的“大一統(tǒng)”思想，是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核心內(nèi)容之一。中古碑志文本中的“大一統(tǒng)”觀念，是南北朝以來民間對“大一統(tǒng)”思想和國家體制的自覺接受與當代化書寫，不僅是中古時期宗法社會中穩(wěn)定家國體制的基石和家國情懷的核心要義，也是處理家國事務必須遵守的社會規(guī)范。

《光明日報》（ 2023年06月10日?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