屬于孩子的暑假快來了，一群大人也開始忙碌起來。6月8日，張卓然剛出北京南站就發了條朋友圈，“開啟階段性北漂模式”。接下來兩個月，她和團隊要在北京、內蒙古、江蘇南京等地開啟多個研學旅行夏令營。

在上海，另一名研學旅行指導師也迎來工作旺季。進入研學旅行行業5年，師范專業出身的吉鑫忙著篩簡歷，“從近500份應聘助教兼職的簡歷中挑出50份”。過去的這個周末，已有通過面試的大學生助教跟團出發。“他們大多來自教育學專業或是心理學專業。”按照1∶6或1∶8的人員配比，這些助教將在研學之旅中看護一定數量的孩子，并負責拍照。

從業多年，張卓然和吉鑫終于在我國職業分類大典中找到自己的職業定位——研學旅行指導師。人社部2022年公示該新職業時，將其定義為策劃、制訂、實施研學旅行方案，組織、指導開展研學體驗活動的人員。《中國研學旅行發展報告2022-2023》（以下簡稱“報告”）顯示，2022年，93家高職院校開設“研學旅行管理與服務”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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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報告課題組負責人、中國旅游研究院產業所副研究員張楊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研學旅行指導師既不同于原來的教師，也不同于導游，需要既懂得旅游又理解教育，對人才的要求較高，“因此在相關專業人才培養上更要和產業實踐相結合，去了解產業的需求與難點”。

且行且學

張卓然至今仍記得很多研學之旅中的瞬間。一次以航海為主題的研學旅行中，很多孩子體驗完模擬駕船后說“我要當一個船長”。在以高校為目的地的研學項目中，有的孩子脫口而出“大學好大，是我們學校的好多倍”，還會發出“大學里怎么會有醫院，還有十幾個食堂”的疑問。

給孩子帶去最初的印象或啟蒙，是張卓然和很多研學旅行指導師的愿望，也是不少家長選擇一些科普主題研學旅行項目的原因。吉鑫記得，兩三年前，家長們更多的想法還是“讓孩子玩得開心”，但如今，越來越多的家長希望孩子在旅行的同時能夠增長見聞，“玩得開心也要學到東西”。

這也印證了研學旅行圈內的那句話：“過去，書本是孩子的世界，現在，世界是孩子的書本。”吉鑫把這句話的后半部分理解為“開眼看世界”，他說自己當時考大學時“閉著眼選了專業”，但現在研學旅行能夠提供一些行業科普課和實驗課，“起碼有可能讓孩子們初步地知道自己不喜歡什么行業，去發現更多可能性”。

報告顯示，2020年以來的研學旅行項目中，自然生態、科技創新、國防科工、傳統文化、安全健康、紅色文化是熱門主題。吉鑫就和團隊圍繞世界科技發展史拆分出28個行業，涉及航天、深淵科考、通信、智慧農業等領域。他告訴記者，傳統旅游項目往往把多個景點串起來規劃路線，但研學旅行要在規劃路線的基礎上，規劃研學課程，課程需要具備趣味性、體驗性與互動性。

這種走在路上的“互動課堂”，也時常遇到“翻轉”。吉鑫記得，在一趟以元宇宙為主題的研學旅行中，孩子們在虛擬情境中扮演不同的人物角色，故事圍繞秦始皇統一六國的歷史背景展開。“一個孩子當時問我們知不知道春秋戰國時期的四大刺客是誰”，只知道荊軻的吉鑫后來邀請提問的孩子介紹了《史記》中記載的四大刺客。

他告訴記者，平時一趟研學之旅中，總會有一兩個孩子“對某個話題有一定的知識儲備”，“這就是翻轉課堂，他可以成為我們的老師”。

“旅游的本質不只是到一個新奇的地方去放松，它真正的意義是到未知之處去探索新的可能性、去尋求新的知識及價值提升。”在北京大學藝術學院教授、北京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院長向勇看來，研學旅行是文化與旅游、教育與旅游深度融合的一種新業態，是創意旅游的一種表現形態，“在課程規劃中，需要把知識信息、審美體驗等貫穿進吃、住、游、購、娛等旅游環節之中。”

中山大學旅游學院教授、中山大學旅游休閑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孫九霞則把這種且行且學看作是一種“游育”。“研學旅行不僅是學校教育的補充，更能最大化地體現旅游對人的全面發展的推動作用。”她尤其提到研學旅行中的“反觀”體驗，“通過對跨地域、跨文化、跨階層人群的交往與觀察，激發自我的底層視角和‘他者眼光’，反觀自我的存在方式、關懷敬重他者。”

“一點一滴拼出來的市場”

實際上，早在2016年研學旅行被納入中小學教育教學計劃之前，研學旅行作為體驗式教育的一種模式，就以夏（冬）令營的形式出現。但2016年無疑是研學旅行發展的元年。這一年12月發布的《研學旅行服務規范》（LB/T054-2016）提出，“應至少為每個研學旅行團隊配置一名研學旅行指導師”，負責制訂研學旅行教育工作計劃，并提供研學旅行教育服務。

“2016年以前，行業發展更多是自下而上的散點式探索，從頂層設計出發的政策數量還比較有限，形式上以夏（冬）令營、海外游學、社會大課堂等為主要形態，是市場力量的自發嘗試。”張楊分析說，從2016年起，國家級政策密集出臺，地方相關主管部門積極跟進，相關產業扶植政策、規范標準等文件陸續出臺。在她看來，研學旅行市場是一個政策催化的市場，更是眾多企業一點一滴拼出來的市場。

張楊尤其提到疫情期間的行業狀況，“疫情影響下，研學企業的堅守、創新、進場、離場同時發生。”她結合課題組調研到的數據說，2021-2022年開展研學業務企業的數量不斷增加，主體更加多元化，但新增注冊企業的數量增幅有所縮窄，2021年的新增數量為389家/月，2022年則為111家/月。

吉鑫的研學旅行團隊也組建于疫情期間。他告訴記者，和很多同行一樣，苦修內功是那段時間的主要工作內容。以成為研學旅行指導師為目標，吉鑫和同事學會了很多技能，包括市場調研、課程規劃及產品設計等。“為了打磨課程，我們會訪談相關領域的專家，讓他給我們的課程大綱提建議，盡可能符合不同年齡段中小學生的認知需求。”

“到最后各個研學旅行品牌比拼的就是‘人’。”張卓然說，課程規劃的難點在于既需要建立起一定的專業壁壘，還要在適合市場推廣的同時，保證價格上的高性價比，“最終，即使研學旅行項目吸引了較多客群，本身團隊人力是否跟得上也是個巨大挑戰，要能消化得掉（大量客群）。”和吉鑫的團隊一致，張卓然的團隊人數不超過6人，“人均多面手”是這些研學旅行指導師的共性。

“一方面，研學旅行指導師群體需要更加專業化，另一方面，要讓研學旅行指導師成為有尊嚴、有地位的職業。”在孫九霞看來，研學旅行相關專業的熱度也許現在趕不上工商管理、會計學等專業，但從長遠看，研學旅行指導師是提供創造性服務的職業，有著較大的成長空間。“尤其是AI大模型應用加速落地，恰恰是需要跟人互動的新型服務類專業、職業，會有更好的發展前景。”

她說，不光是學生，從家長到社會層面都需要逐步改變對類似新職業的看法，“不再用傳統的、線性的單一維度去衡量職業前景和專業價值，而是更多地去關注一些有潛力的專業與職業”。

萬物可研學

“相比于研學旅行概念剛提出的時候，如今人們對于教育旅游類產品、研學旅行指導師的認知不斷深化。”張楊說，尤其是這兩年來，行業內對于新業態產品的研發能力逐步提升，研學旅行主題產品的質量也在不斷升級。

她分析說，疫情下出行距離縮短、團組變小等現實制約讓研學企業更加聚焦課程的體系化開發，專注本地研學、甚至“樓下研學”的產品創新。她以山東、山西等地校車公司進入研學市場為例說，校車本身具有承載屬性和營銷屬性，“校車研學”在充分發揮校車服務客群優勢的同時，提高了校車的使用率，實現了企業內部的資源協同。

困難的市場環境下，堅持創新成為一些研學企業、研學旅行指導師團隊贏得空間的方法。疫情期間，主修旅游管理專業的胡則霖也參與了多個研學旅行項目的課程設計，他如今是華南師范大學旅游管理學院的一名碩士研究生。

“疫情前很多研學旅游產品聚焦于紅色教育資源的轉化，但隨著疫情發生，更多其他行業進入研學旅行的賽道，逐步呈現一種萬物可研學的趨勢。”胡則霖注意到，當時跨界定制研學旅行課程的有餐飲企業、科技企業甚至金融企業。

2021年11月，還是本科生的胡則霖參與過以“交通樞紐”為主題的研學課程設計，尋求跨界合作的是廣州市公交集團客輪公司。

“當時該公司的珠江夜游，是典型的城市觀光型旅游產品，長期依賴外地游客。其轉型升級的思路之一就是與研學旅行內容融合，以滿足更細分化的本地市場需求。”胡則霖舉例說，后來設計的研學課程中引入了珠江文化、水上安全教育等主題課程，“希望能讓更多本地的學生看到廣州的發展，增加對本土文化的理解與認同”。

可以說，跨界開發研學旅行產品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行業發展，但也不可避免地出現了產品同質化、項目缺乏規范化等問題。在向勇看來，萬物可研學中作為“學”的部分還是要加以提煉，“研學課程在知識層面、文化內涵層面、審美層面都該符合一定的標準，不能只體驗研學旅行的形式。”

“從理論上講，研學旅行往往與目的地在地文化與資源緊密相關，應該是較為個性化或差異化的產品，但受制于行業仍處于發展早期，一些研學旅行產品會出現同質化或是重游輕學、只學不游等情況。”張楊告訴記者，這是行業發展過程中會出現的正常問題，需要主辦方、承辦方、供應方等多方協調，共同解決，“規范化是保障研學旅行服務品質的前提”。

張卓然以對接過的承辦方為例說，最早一些承接研學旅行項目的基地甚至“不具備最基本的用電用水條件”。“遇到目的地是荒郊野嶺的情況，我們會自己帶上柴油發電機出發。”她說，整個行業的規范化首先是資質標準問題，“包括研學機構、從業人員的資質問題，還有承辦基地、營地的資質認定問題。”（阮云天對本文亦有貢獻）